1975年初春，阴雨连绵的北京显得有些阴冷。已年逾八旬的毛泽东翻看旧日笔记，偶尔停顿全国股票配资公司，指尖轻敲纸页。身旁的工作人员张玉凤试探着问：“主席，还想再去南方走走吗？”老人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没人比他更清楚，对山川的眷恋早已写进了生命，可有一座山，却始终留在想象里——那便是“天下第一奇山”黄山。
毛泽东与山的情缘几乎贯穿一生。1908年，15岁的他在湘潭乡间翻过紫竹岭，第一次扒开云雾，看见更阔大的天际；1917年，又是那个少年，在雷声大作的夜里独攀岳麓，浑身湿透却大呼畅快。后来，他在长沙组建新民学会，与蔡和森相约“登高以观天下大势”。几十年奔波，从韶山到延安，从井冈到太行，再到北京中南海，山路陪着他跨过革命最艰苦的岁月，锤炼了体魄，也砥砺了意志。
解放后事务缠身，然而“行走山水间”这件小事没有落下。1954年在杭州工作期间，他几乎把西湖群山当作自家后院。柳浪闻莺的早晨，游客还在梦里，主席已带着卫士踩着石阶奔向北高峰。隔天醒来，换条山路再上。医师徐涛担心他心脏承受不住，劝道：“主席，今天歇歇吧？”“歇什么？北高峰还在那儿等着我呢。”老人一句玩笑，队伍只得继续跟上。那段时间，他在余杭留下了三十多座山顶的足迹。
把视线再往前推。1929年，他在井冈山险要的七斗山勘察工事；1935年长征路上，翻越大雪山时零下二三十度，他仍坚持徒步。外电惊呼：这位中国红军领袖究竟靠什么体力行走两万五千里？其实答案很简单——年轻的他早把爬山当日课。
既然如此执着，黄山为何成了例外？原因之一是时局。1910年代至1949年，徽州常在国民党或地方武装控制之下，行路艰险，交通闭塞。对正带领红军辗转突围、又要指挥千军万马的毛泽东而言，专门南下登黄山，既不现实，也不合时宜。那是战争给他的第一道关卡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风云初定。有人以为，主席终有机会去领略黄山云海。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，他自武汉经合肥赴庐山，途中距离黄山不过数百里。但突如其来的公文、电报和会见安排，把原本半天的停留压缩到数小时；车窗外掠过的皖南青山，只够匆匆一瞥，行程便被迫东转。机要秘书后来回忆，说到遗憾时，主席只是挥挥手：“事情多，哪来功夫当游人？”
机会再次出现是在1972年。那年冬天，张治中陪同他乘专列由长沙北上。列车驶入皖南山区，窗外峰峦迭翠。张治中提议：“主席，黄山就在前面，要不要上去看看？”老人放下茶杯，眉峰一挑，露出兴趣。可刚萌生的念头很快被护卫处灭掉：山路险窄，车辆无法直达；若要登顶，只能步行数十里或抬轿。警卫员补充道：“主席，轿子可以减轻负担。”毛泽东摆手：“让老百姓抬我上山，我心里不安。”几句对话，注定了这次“擦肩而过”。
事实上，他对乘轿一事的抗拒由来已久。1947年转战陕北，彭德怀多次安排担架，都被他谢绝。他宁肯拄着木棍，跌跌撞撞，跟部队一道穿越黄土高原。对他而言，革命领袖不是特权者，而是要与士兵一样踩着尘土前行。这样的信念伴随他终身，无论身体多么衰弱，也不肯破例。
除了信念，还有客观原因。黄山海拔虽不及五岳之巅，却以“登天一线”著称。72峰，怪石嶙峋，道路上下悬空。进入70年代，主席长期胃疾、心脏病缠身，即使仍坚持游泳、登香山，也不得不接受体力每况愈下的现实。医生评估后结论明确：上黄山风险太大。矛盾在于，理智提醒该保重，情感却又渴望一见。结果，他将这份向往压在心底。
黄山对毛泽东而言，并非只是风景。这里是徽州文化的象征，朱熹讲学的余韵仍在，晚明徽商的脚步似乎还在云谷之间回响。革命年代，他曾三次在电报和讲话里提到徽州，可见其关切。或许，也正因如此，他宁愿在脑海里保存一个完美的黄山，而不让病躯留下任何遗憾的印痕。
有人统计过，毛泽东一生登临山岳百余座：泰山八次，岳麓山不可胜数，庐山五度留影；他用脚步去丈量大地，却在距离黄山最近的一刻止步。换个角度想，这种“未竟”恰恰标示着一种更高的自律——对个人欲望说“不”，对革命伦理说“是”。山再美，也让位于信仰与责任。
1976年9月9日凌晨，毛泽东离世。人们整理遗物时，发现一叠旧报夹着便签，上写八字：“未上黄山，寄怀江山。”字迹已显颤抖，心气却一如当年岳麓山顶的少年——向着峰巅，永不止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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